读乔治·奥威尔《动物庄园》有感

历史本身经常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就成为闹剧了。——卡尔马克思
因为体制落后造成的极端不均匀分配，将使被压迫群体形成一个被迫统一意识形态的共同体，或者说是信仰群众，这就是琼斯庄园动物们走到一起的驱动力，琼斯的无能专制使它们聚于老猪少校的经验理论下，一如往日所有的群众运动，开始需要的只是暴怒者聚集于简短而刺激性的口号下，动物们爆发了雅各宾，布尔什维克，NZ曾拥有的力量。而在开会时动物的位置就已经带有分化倾向——与少校相同有较高智力的猪稳坐前排，秩序的稳定意味着信仰的下移和体系化，包括后来对“七诫”的解释，知识水平的差异随着胜利的发展而日益明显，既然无法指望连字母表都不能背熟的普通动物去继承少校的意志，那猪将发扬猪的事业。
谈到无产阶级总是注重于物质上的匮乏，却选择性忽略了精神上的富裕不仅可以成为经济领域的推手，在政治上更是巨大的路基。
“七诫”是人类宪法的投影，但正如修正案的不断补充，其本身权威有相当的部分附着于不可细致性，但这尚是后话。声响器这头猪是黄仁宇笔下高层机构与低层纽带的传话者，它有着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能力，理论与实践汇聚的灰色地带是这类存在的领地，声响器所代表的话语权向下层反复解释领袖政策的合理与睿智，这是所有统治者维护其合法性的手段，而雪球的过人沟通能力则使高层与低层可以直接对线，那政治强者的消失腾出的权力真空足以养活一个阶层。
雪球和拿破仑的能力与野心相似，这也早就了它们的矛盾。英雄相惜基本会存于二者毫无共事可能的绝对敌对或者并无根本冲突。如果二者共处一室，有的只是“一山不容二猪”的不死不休。拿破仑知道一个我们很熟悉的理论“枪杆子里出政权”，雪球是温和有力的领袖，但是无法与拿破仑讲道德，因为它根本就没有道德，独立于正常运作机关的准武装力量——九条猎犬是夺权的利器，拿破仑对它们的豢养用诡斗的角度看不得不说是深谋远虑。而如果准领导只有拿破仑一个了，而且它掌握的准武装力量变为唯一的正规武装，它是不是就可以稳坐钓鱼台了，不，经验告诉它如果其它动物能明面上感受到专制独裁的话，会再次爆发革命。它未像现实的拿破仑皇帝一样在暴力胜利下走向毁灭，而是构建起权力信任的新秩序，所以它需要找到可以为自己争取合法性的办法。
因此它深居简出，像求道的嘉靖皇帝故意制造至高权力的神秘感，而使精英阶层揣度它的心意，底层则只需服从；利用声响器作为统治的话筒，应了上面所说的颠倒黑白的能力，这无疑是在饿不死环境下最好的宣传工具，如同德川家康的老百姓半饥不饱而无法多想理论；可以贩卖的希望，建造风车可以为动物带来的好处无论真假可以使它们不断无视今日的匮乏而认为“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好似工厂中为官僚创造剩余价值的苏维埃工人；某些狂热的与信仰匹配的炮灰，大马拳师则是代表，正如在战场上急于效忠天皇的昭和男儿；一个共同的仇敌，人类和逃走不明死活的雪球是永恒的目标，保持和德国人对犹太人一样的恐惧。
权力的距离感，宣传稳固的合法性，看似与自己息息相关却又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理想，任劳任怨的拥有道德的奴隶，做工或真存在的夸大化的敌人。这成为了一个社会公式。
超越了人或猪的意识形态而存在于存在的存在，形成了循环往复的金字塔轮回，当吃不饱穿不暖时任何外部的信息都是无效的，这是在超越了所谓奋斗的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肉体感受，感受真正属于自己的器官的抗议，从人瞅到猪，从猪瞅到人，分不清谁是猪，谁是人了。
猪和人本就没有区别。极权未因孟德斯鸠的批判而生，亦未因奥威尔的讽刺而死。